（一）国和中国的“隐形冠军”
“德国的管理学家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联邦德国的经济总量不足美国的1/4，但是出口额雄踞世界第一？哪些企业对此做的贡献最大？”
年，时任欧洲市场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赫尔曼西蒙在杜塞尔多夫巧遇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尔特。后者对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赫尔曼西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做了长达2年的调研。他发现的结论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惊奇：
真正支撑德国产业经济的，不是西门子、奔驰之类的巨型企业，而是多达万的德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在某一细分领域默默耕耘并成为全球行业领袖的中小企业。赫尔曼西蒙于是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隐形冠军》，成为破解德国企业发展秘密的全球畅销书。
《隐形冠军》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些企业，他们在利基市场中的地位不可撼动，有的甚至占据了全球95%的市场份额，这是绝对的垄断，但是国家和社会对这种垄断既不制裁，也不痛恨。他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领先于同行，其人均拥有的专利数远远超过了西门子这样的世界强，但是他们从事的行业相对生僻，加上专注的战略和低调的风格，使他们隐身于大众的视野之外。
赫尔曼西蒙给隐形冠军的标准，对照这个标准，考察世界上的企业，发现了多家隐形冠军，而德国就占了将近一半，家。
《隐形冠军》在中国的读者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读者，因为中国人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中国制造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希望中国的企业中也能诞生大量隐形冠军。
赫尔曼西蒙来中国非常频繁，因为在中国他的粉丝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中国也曾出现过大量表面上像隐形冠军的企业，他们躲在广东或者浙江某个角落，在某些非常细分的领域占有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有的是在做纽扣、毛绒玩具、代工领带、搓澡球、沙滩椅、睡衣、打火机等等。
这些企业知名度不高，不用说外国人，即使是当地的民众，也未必对这些冠军真正了解。然而他们确确实实在细分领域占据着大市场份额，对这一产品的供给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与其他企业一起构造“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出了《世界是平的》畅销书。他写道：“今天，平均每1小时，中国就向全球输送1亿美元印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些商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版隐形冠军的工厂。
萨拉·邦焦尔尼，一位美国的财经记者，在年做了一次尝试，完成了一本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记录了一个美国家庭尽量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给生活上造成的困扰，她描述道：“全球每10台DVD，有8台是中国制造；全球每10棵圣诞树，有8棵是中国制造；全球每10件玩具，有7件是中国制造。”
然而，中国版“隐形冠军”与德国版“隐形冠军”有很多不同之处。
第一，绝大多数德国隐形冠军的产品，几乎是关键零部件和配套产品，高品质、高价格的代名词。而绝大多数中国“隐形冠军”产品起步于低端、廉价终端消费产品，依靠难以想象的成本控制和低利润率供给着全世界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第二，从企业经营的方式上看，中、德两国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化方面，处于截然不同的经营阶段。德国隐形冠军基本都开展了直接的国际业务。例如，全球高压清洗机的领头企业德国卡赫公司，从年代开始进军海外市场，每年成立一家或两家海外分公司开展国际业务。卡赫CEO最近谈道：“我的目标是把分公司开遍联合国成员国。”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最初多数以代工形式，没有品牌，或者任由各类国际贸易企业去做销售，真正自建的海外业务较少。这意味着，中国隐形冠军企业还处于国际化经营早期，如何出海是中国隐形冠军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未来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有系统地推进全球化经营。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德国隐形冠军专注到偏执。对一个目标长期坚持，“我们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中的专家。”“我们专注再专注”“我们做小市场中的主宰”（西蒙）。而我们见到中国隐形冠军，大比例是多元化经营企业，只是碰巧有一块业务做到了世界最大，但是很容易被替代，利润率也不高，企业主往往对“夯实业务基础，不断创新”兴趣不大。一旦有一些利润，企业很容易将钱转到房地产方向上去，或者搞金融投资。
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不是企业主的错，因为年最初的十年，中国的隐形冠军与西蒙发现的德国隐形冠军很不一样。中国的隐形冠军从事最终消费品生产，成本优势非常容易被越南和孟加拉替代，在消费市场上甚至没有自已的品牌，技术含量不高，用物美价廉取胜，继续坚持主业，需要彻底改变运营方式，也需要国家政策的鼎力支持。这种情况，也就为“专精特新”国策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二）逼出来的“专精特新”
“专精特新”概念于年7月由工信部首次提出，随后上了《“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工业企业。“专精特新”的灵魂是专注、底蕴是科技实力、特点是不断创新，这是一个明显的德国化“隐形冠军”的轮廓。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专精特新”仅仅代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方向，国家虽有扶持政策，显然重要但不紧迫。
然而，美国选举川普做总统以后，情况彻底改变。年4月，中兴事件爆发，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中兴低头，国人惊诧，引以为傲的5G带头国企，这么快就认怂？
年6月，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演讲，提出“中国其实不厉害”，科技日报总共列举了35个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并进行系列报道，这35种技术除了我们熟知的光刻机、操作系统、高端轴承钢以外，还有不太熟知的超精密抛光工艺、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锂电池隔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微球、掘进机主轴承等等。而且，这35种卡脖子技术还仅仅是卡脖子的一部分。
中国是工业门类最完整的国家，但是有很多断点、堵点、卡点。美国提出“脱钩”战略之前，我们可以全球采购，断点、堵点、卡点看不出来。“脱钩”以后，我们的软肋暴露无遗。
中国科技创新最强大的公司，在美国的制裁，世界供应链的强制脱钩情况下，也会深受打击，那些科技创新不强，更加依赖世界供应链的公司，在这样的打击下，命运可想而知。这个事件相当震撼。
中国上一轮互联网+，在互联网商业应用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不惧怕脸书、亚马逊、推特带来的挑战。
但是对于提供关键零部件、掌握核心技术标准、特种材料的方面，我们对国际供应量依赖性很强。而这些“零件”、“材料”和“配套”涉及的行业众多，每个行业容量都不大，行业核心技术控制权都在西方国家，想要迅速追赶，困难重重。国民经济产业分类大项有96个，中项有多个，细分行业有多个，细分产品和技术数以亿计，如果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各个需要动用整个国家力量攻关解决，不但失去效率，而且会造成顾此失彼，什么都由政府操办，深度影响市场机制。
因此，寄希望于中国的中小企业自身创新活力，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让众多中国中小企业集群解决“卡脖子”的替代问题，提升中国产业链条整体水平，就变成了紧迫实施的国策。
从政府到社会意识到专精特新的扶持，不但重要，而且相当紧迫。
（三）强大的国家产业必须均衡发展
科技发展本身是不均衡的，有些科技发展非常迅速，有些则相对缓慢。
电子和计算机行业发生了数次颠覆性的革命，今天的计算机运算速度比70年前快了上亿倍。人类每两年产生的数据是前边年数据的总和。
相比而言，有很多技术发展缓慢。比如今天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还是沿袭着年德国的汉斯·冯·奥安的设计及原理，其效率仅仅提升了十几倍。
可再生能源发展一直以来受限于储能技术，如今最有效的储能技术竟然还是年前就有的抽水电站。
军工方面，B52轰炸机是美国50年代研制的战略轰炸机，时间过去了70年，如今这款轰炸机还在使用，并预计被使用到年。同一时代，大型通信系统5-10年就要更新换代。
中国的数字软化类的行业，互联网、通讯、电子终端产品制造，大众消费品制造是强项，但是在工业基础方面，亟待加强。为此中国也提出了工业强基战略，主要是“四基”，包括：核心技术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
“四基”之间联系紧密，它组成了工业基础能力。
第一，众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组合成了整机，再由相关的物理单元集合在一起形成生产线，所以零部件和元器件是生产线的基础。
第二，若干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生物变化，最终形成了工艺技术路线，而只有先进的基础工艺才能有先进的技术指标。
第三，无论是金属、非金属，还是半导体、化工原材料，都是工业制品的母体，先进的材料决定了工业制品的优异性能。
第四，产业技术基础包括实验设施、质量检测认证、计量标准核检、技术信息服务平台等，这些都是实现工业技术创新的必要基础和手段。
正如原国家机械工业部沈烈初副部长所说，“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竞争，在某一定意义上就应该是以四基为核心的产业竞争。”
强化工业基础，必须依赖各个领域不断的创新，必须依靠人才的富集，然而最近的20年，创新发生在哪里，大家有目共睹。中国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商业创新层出不穷，眼花缭乱。而这些创新并没有改变互联网的根服务器依然在美国的现状，也没有改变最高端芯片的制造在美国的现状。伴随着数字软化的高速发展，薄弱的工业基础没有得到加强，中国出现了“比特”强，“原子”弱的情况没有改观，与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和不相配。
印度的产业发展，在比特和原子的反差方面是最大的，二十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班加罗尔聚集的世界级高水平的软件外包企业，outsourcingfromIndia并没有帮助印度走进现代化，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并没有被带动多少。由于根基差，甚至没来得及把印度带入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软件外包就草草收场了。
中国经历了轻工转重化工，低端转中高端的过程，然而由于我们过度的基于互联网的“数字软化”，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挤压，我们的工业强基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四）制造业从“被鄙视”到“龙抬头”
中国年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用廉价的产品，为全世界提供普惠。一些有识之士一直不甘心中国用低端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这种参与是在牺牲环境，牺牲劳工幸福为代价时，就更不甘心。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成为有识之士的倡议改进的目标。
对企业的观察，年，互联网技术成为